ai 巨乳 写在启航之前--《从大都到上都》序论 罗新

写在启航之前ai 巨乳

罗新

小脚川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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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我这样呈报罗丰。本来说好我会和他一起参加定于六月下旬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一个干系丝绸之路历史考古的会议，但十天前我笃定了新的规画，决定废弃中亚之行，独立即打电话告知远在银川的罗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等你来北京碰头再翔实诠释。这即是我的诠释，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慢慢的汽车水渠，汽笛和马达的喧嚣挤进门窗，似乎是要提醒东说念主们，咱们糊口在一个何等不寻常的期间。在座的后生一又友咋舌：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罗丰少量也不吃惊，能够因为我早就和他说过长距离行走之类的规画，还说过要从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宁夏。他盯了我瞬息，说，嗯，你的肉体可能受不了。我说，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说，可能会受伤。我说，是的，可能会受伤。他问，你如故要走？我答，是的，我如故要走。他说，那么，我支援你。

罗丰是我这一代学者中险些唯一的坚抓不说普通话的，他那风姿独有的固原口音在历史和考古学界相配有名，为许多东说念主所乐于师法。我多年前在无锡举办的一个唐史会议上意识他，那时我在某场呈报中逃出会场，在休息厅枯坐，偶遇还相配年青、有点忸怩却极有眼力的他。固原口音不是禁绝，因为他语速不快，言语廓清而相识。那以后，我一直盲从于他的迁延、贤明和博识洽闻，而这种坑诰的品性与他的固原口音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说普通话了，也许他谈话的重量会随着打些扣头。这即是为什么，当听到他用固原口音说“我支援你”时，我立即嗅觉到良善和力量，如果他说的是普通话，能够就莫得这样确实了。

友谊之于东说念主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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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天然酝酿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念贴到“往复”网BBS上，向元史众人张帆（金轮法王）讨教。诚然那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也留住来一些专诚念念的效果，比如其后张帆所写的《频婆果考——中国苹果训诲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浅尝辄止，其中包括元朝天子每年来回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

我第一次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感兴致，驱动于读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随从常向朔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狗尾续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豪都北幸开平（上都）。《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随从常向朔方游”之句。傅乐淑笺注的重心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捺钵，又译为纳拔、纳宝、纳钵、剌钵等，原出契丹语。契丹语与蒙元期间总揽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诚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轨制有趣的语义演化流程，因而为金东说念主所承继，随后又插足蒙古语。《辽史·营卫志》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宋东说念主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接待辽使时问捺钵的有趣，使臣呈报：“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讲演：“北东说念主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真切的。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说念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天子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说念路，即专为天子南北巡幸所开的说念路，故称辇路。只好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即是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东说念主周伯琦《跟从集》，把十八捺钵之名逐一列出，天然准确与否如故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来回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说念，由上都至大都走西说念，此即《跟从集》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期间的采纳性较强，因此比较明晰。辇路禁东说念主行走，非跟从皇驾者弗成亲行其地，而跟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东说念主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若是诗作，不足以响应道路细节，遂形成对辇路的意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蒙胧不清之处。

我在往复BBS上和张帆参谋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萌发了：为什么不我方走一趟呢？但是不久我就把提防力放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以及由此碑引起的五回说念熟练中。再以后，时光何啻如梭。走辇路前去上都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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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都的称号，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有能够源自畏吾儿（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即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多样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神色，Cambuluc和Kanbalu，是以这两种神色都常见于其时的西文文件。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采选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稿“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其后的金国总揽区域的称呼，延迟而至全中国），是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东说念主万古期不知说念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即是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天然更不知说念明朝的都门北京即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探员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东说念主交谈，才知说念北京原来即是汗八里。然而，直到17世纪末，西欧东说念主所绘的亚洲舆图上，大多如故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度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都门叫Cambuluc（汗八里）。

不外必须提防的是，蒙古东说念主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东说念主所用，也即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蒙古语定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东说念主群所使用的，他们致使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总揽者沙哈鲁（Mirza Shahrukh）派往明朝谒见永乐天子的浩大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归国，记录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漂后蓝本和其后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不错算是一个遑急凭据。当初马可波罗一滑插足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天然出自西域，随后在元朝居留工夫，他们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能够也都来自西域。这不错诠释为什么马可波罗莫得如蒙古东说念主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东说念主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莫得别的词汇，只好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手脚一座都城的上都是突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东说念主群里莫得另外的定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小脚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设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获取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本日西方语言尽头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神色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如故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若何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广，马可波罗对东方寰球历史与风物的描写成为体裁遐想的可贵资源，上都这座梦幻泡影般的远方都城驱动出现在遑急的旅行体裁作品中。

英国旅行记作者与编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率先在1614年出书了简本的《珀切斯纪行》，其中干系上都简介的部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Xandu，这种转换不错认为是因为从法语插足了英语。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书了20卷本《珀切斯纪行》，其中第11卷有对上都的翔实描写，连续用Xandu拼写上都。《珀切斯纪行》所写的上都，诚然堪称来自马可波罗，其实有十分的改写，体裁性更强，这使Xandu这种拼写神色得以取代老法文《马可波罗行纪》里的Chandu而流行开来。

不外Xandu如故距离上都比较近。从Xandu到Xanadu的发展，要感谢二百年后一个遑急的狂放主义诗东说念主和他的一篇脍炙东说念主口的诗作。

1797年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东说念主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写出了英国体裁史上的狂放主义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书于1816年的一部诗集。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言中，柯勒律治描写了他创作此诗的流程。他说，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珀切斯纪行》的他，因养息风湿病而服用烟土酊之后千里千里睡去，在睡梦中插足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坛，触景伤怀，吟诵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惊扰，只记下54行，这即是其后广为颂扬、致使被视为英国狂放主义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纪行》的Xandu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如故专诚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体裁史上的闻明及此诗的等闲流行，Xanadu不仅成为上都的范例译名，并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稀奇有趣。这一语义演化流程，若干访佛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并且，在英语体裁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Zanadu）比Shangri-la更有古典气味，因而在流行艺术和民众文化中出现得更往往。以Xanadu为题的体裁和影视作品相配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堪胪列。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Xanadu为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者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书于1989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A Quest），记录22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启航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告成利的身分之一。不啻是民众文化。2006年ai 巨乳，海外天体裁聚首会（IAU）决定把土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定名为上都区（Xanadu Regio），能够即是取其玄机难知的有趣。

上都具有多重的有趣。

4

上都位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以东20公里处。在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兴修开平府之前，这里叫小脚川。小脚川是金世宗定名的。《金史·世宗纪》说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6日）下令“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小脚川”。金代天子在这一带“清暑”，应该是采纳辽代的传统。辽代的夏捺钵常在炭山一带，即《辽史》所谓“清暑炭山”、“猎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笔名凉陉、陉头，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辽东说念主称为王国崖，或写为旺国崖。可见沽源和正蓝旗之间的丘陵平地、河谷草原，正是辽金两代天子的驻夏捺钵所在。是以元初的王恽在《中堂事记》里说：“滦野盖金东说念主驻夏小脚凉陉一带，辽东说念主曰王国崖者是也。”

小脚川得名于怒放于河谷草原的小脚花。小脚花并不是莲花，而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小脚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孕育在2-15摄氏度的湿润环境。乾隆年间由金志章、黄可润先后修纂的《口北三厅志》有这样一段描写：“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怒放，一望随地，金色灿然。”这里说小脚花“七瓣环绕其心”，正是内蒙东部小脚花的特质，其他地方的小脚花花瓣较多，多至10-20片不等。小脚川一带的小脚花，花瓣较少，常见6-8片者。故《口北三厅志》概言而称七瓣。

我七年前的夏天到上都奇迹，尽头寄望小脚花。上昼看还包开花蕾，下昼悉数怒放，原野上金光正式，在蔚蓝的天外下特地亮堂，令东说念主不由不遐想当年满川黄色的动东说念主场合。元好问有诗云：“灿灿黄金华，罗生蒿艾丛。野东说念主不知贵，清香散秋风。”黄金华，即是小脚花。元好问写的是五台山的小脚花，论川野之平敞轩敞，那是远远不足小脚川的。元东说念主周伯琦《跟从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东说念主。草多异花，五色。有名小脚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金代的赵秉文有诗云：“一望小脚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然而我在上都看见的，更多的是呐喊小叫的搭客、喷着热气的大巴和飞驰来往的小汽车，以及为了搭客而陈设的瘦马和骆驼。如果闭上眼睛，把这些你不想看见的都代之以牛车和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东说念主，是不是就等于看见了往昔呢？元代萨都剌有描写上都的诗句：“牛羊懒洒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诗好意思如画，然而画卷离真实一定很远。

元代蒙古语里如何称呼小脚川？

外传元朝的一火国之君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ghonTemür，1320-1370）北逃以后，愁肠大都与上都之不守，写下一首千里痛伤感的蒙古文长诗，见载于17世纪编纂的蒙古文汗青《黄金史纲》和《蒙古泉源》等，各书所载颇有异同。天然筹办者并不深信这简直元顺帝所写的，但可能是期间并不晚的作品。这首诗的不同版块有两种较好的中文译本，前者是朱风和贾敬颜的译本，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后者是乌兰的译本，见《<蒙古泉源>筹办》（辽宁民族出书社，2000年）。两种版块的蒙古文原文都提到上都的Shira Tala（黄色的原野），即小脚川。乌兰说，今上都奇迹一带的草滩仍称Shira Tala，因为长满了一种名为Shira checheg的花。Shira checheg即是“黄色的花”，也即是小脚花。可见元代蒙古语是用Shira Tala称呼小脚川的，即托名元顺帝的那首诗里所说的“我的慈祥的沙拉塔拉”。

走去上都，即是走向小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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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筹办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道路，主要贵府是元东说念主诗文，但多量这类诗文的作者并不是手脚跟从之臣来回两都之间的，他们走的是驿路而不是辇路。诚然辇路和驿路在一头一尾的两头是重合的，但中间一段分歧很大。以跟从身份走辇路又留住了较翔实记录的，只好周伯琦（1298-1369），他的《跟从集》收录了他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随顺帝巡幸上都又复返大都工夫所写的诗和序文，是现在筹办元代两都巡幸的学者要反复引证的。

周伯琦字伯温，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东说念主，以书道和文才名世，很年青就积极向宦途发展，至正十二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随驾北巡。《跟从集》的“前序”说：“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尊驾北巡上都，例当跟从，李宗瑞继母是日启行。”《元史·顺帝本纪》于这年四月条只记“是月，尊驾时巡上都”，莫得具体日历，靠周伯琦的记录，才知说念启航时辰是四月二十六日（1352年6月8日），到达上都则是五月十九日（1352年7月1日），路上共走了24天。《元史·顺帝本纪》于同庚八月札记：“是月，尊驾还大都。”也莫得记录顺帝离开上都以及复返大都的具体日历。据《跟从集》，顺帝于七月二十二日（1352年8月31日）“发上都”，“以八月十三日至京师”，也即是说，回到大都是1352年9月21日，路上共走了22天。

这并不是周伯琦第一次从大都到上都。他说他以前“职馆阁”（任职翰林）时，“屡分署上京”，屡次来回于两都之间，然而因为不是跟从之臣，“但由驿路云尔”，从未走过辇路。此次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职在“灭亡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闻所不闻”。周伯琦关于此次跟从尊驾的来回之旅是十分得意的，他说：“每岁跟从，齐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吏，仕至鹤发，或终生弗成至其地也。实为旷遇。”周伯琦以南士得任兵部侍郎和监察御史，是收获于元顺帝在这一年的用东说念主新政，是以他说曩昔的文吏“或终生弗成至其地”，不由不感叹我方得到这一契机“实为旷遇”。这不错诠释为什么元东说念主诗文叙及两都交通者不少，触及辇路的却十分坑诰。

以胡助为例。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东说念主，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市）东说念主，曾两度任职翰林国史院编修。天子北巡上都时，他手脚史官天然有牵累也到上都，但他这样的官员要走驿路。胡助的文集《纯白斋类稿》里，收有多首描写驿路和上都自豪的诗，其中有《怀来说念中》，可见他走的不是辇路。文集里收有一篇《上京纪行诗序》，记胡助曾把50首纪行诗编成集子，可惜现在这个集子未能如周伯琦《跟从集》一样留存，围聚纪行诗只散见于《纯白斋类稿》。

据《上京纪行诗序》，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五月“清暑上京”，时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胡助例当与其他翰林僚佐一起北行，但胡助因病拖到六月才和他昔日的学生、现在的共事吕仲实同业，“一起赶快览不雅山水之胜也，日以吟诗为事”，到了上都，“文翰沸腾，吟诵亦不废”。从上都南返大都时，胡助、吕仲实之外，又有两个翰林院共事加入（即胡助诗句所谓“去时两马行迟迟，回时四骑如飞驰”），途中“亦日有所赋”，蓄积了不少篇什。胡助说这些纪行诗“若睹夫巨丽，虽弗成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念念，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

胡助所谓“睹夫巨丽”，是江南文人对塞北风物的不雅感。他在《龙门》里写说念：“老病词臣逢伟不雅，吟鞭缓策不须挥。”伟不雅即巨丽，也即是他在《上都回》里所说的“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见今得窥”。对照周伯琦所说“行所未行，闻所不闻”，胡助和其他江南文人的诗文中都时有访佛的愕然和应许，尽管行旅的清贫窘迫也实在难以掩蔽。壮丽情景下的这种清贫窘迫，毕竟远胜于在大都谋职时的穷困陡立。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的序文记他“待选吏部”之时，“贫弗成归，尘衣垢面”，是以有“客况荒凉处，春寒雪后天”、“而我独何为？寒斋守岑寂”、“孤灯耿残夜，端坐拂尘席”这样的诗句。比较之下，他去上都路上的诗明显较为亢奋、较为欣悦、较为阳光。在朔方的山川间，他惊喜于“平生所未到”，因而“百里挑一纪瑰伟，一见胜百闻”。

其实，胡助写大都的诗也颇有一些相配道理的。比如他写大都的街说念尽头宽阔，是现在所谓多车说念，即“天衢肆浩瀚，九轨可并驰”，骏马豪车驰过，卷起尘土高涨，再来一阵大风，即是别样的情景了：“长风一漂流，尘波涨天飞。”漫天尘土之下，是贵胄高门的得志和威信：“驰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再比如他写大都冬季湖水结冰：“北风吹海子，绝对成坚冰。”到了春天，厚厚的湖冰日渐消残，胡助的诗句阐述出他对这一场合的细巧不雅察：“春阳一以转，冻解闻裂声。”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炸裂声，让诗东说念主预见到春天的音信，简直闲适的写真。胡助还有一首诗写春天的大都城，除了宫花红影、野草绿痕，还有春雨制造的行路禁绝：“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这样的诗句，秒杀一切对古代帝都的狂休遐想。

胡助走驿路去上都“睹夫巨丽”那一年，是53岁。周伯琦跟从尊驾走辇路去上都那一年，是54岁。照那时候的范例，他们都是老东说念主了。

正是我现在的年龄。

6

我很可爱的一册书，好意思国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好意思国》（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的卷首语是这样写的：

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东说念主说成长会援救这种心痒。当岁月的荏苒确认我已长大成东说念主，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比及了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降温。现在我仍是58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衰老了就好了。从来就不生效。汽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致使马蹄敲击路面的声息，都会令我周身顾忌，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樊笼里涌动翻滚。也即是说，我莫得前途。换言之，个性难改，一朝作念了两浪汉，终生都是流浪汉。就怕此病已无药可医。我写这个不是为了斥地别东说念主，仅仅为了提醒我我方。

当惶恐不安的病毒适度了一个不羁之东说念主，并且离开此地的说念路显得那么宽阔、直接和甘好意思之时，受害东说念主必须率先找到一个启航的由头。这对一个实质上的流浪汉来说绝不繁难，他有现成的百千层次由供他挑选。接下来他得制定旅行规画，笃定时辰、地点、地点和宗旨地。临了，他得实行他的旅行。若何走，带什么，待多久。这个流程老是千人一面、恒久不变的。我写这个是为了教唆流浪汉国度的新来者，如同刚刚触及他们簇新纰缪的芳华期少年一样，不要以为那是他们发明的。

一朝行程被策画、被准备、被实行，一个新的身分就会进来掌控一切。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判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我方的东说念主格、气质、个性和唯独性。一次旅行就如吞并个东说念主，莫得两个东说念主是相同的。扫数的翔实规画、安全措施、严实监控和强力实行，都船到抱佛脚迟。起义多年以后，咱们领会了，不是咱们建树了旅行，而是旅行建树了咱们。众人斥地、行程、预订，一切井井有条的安排，在旅行的特有东说念主格眼前会撞得闹翻。只好体会到这少量，撞了南墙的流浪汉智商裁减下来，安之若泰。只好这时，一切困扰才会九霄。在这个有趣上，旅行就好比婚配，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适度，那必定大错特错。说完毕这些，我嗅觉好一些了，尽管只好那些躬行体验过的东说念主智商够真切。

真实打动我的，是斯坦贝克在该书正文第一段的这段话：

多年来我谢寰球许多地方旅行。在好意思国我糊口在纽约，有时千里浸在芝加哥和旧金山。但是正如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纽约早已弗成代表好意思国。因而，我发现我对我方的国度不再了解。我，一个写好意思国的好意思国作者，靠操心责任，而操心说得动听点也即是一个有缺欠的、曲解变形的蓄池塘云尔。我已很久莫得听到好意思国东说念主的言语，莫得嗅到青草、树林和下水说念的气味，莫得看到好意思国的山水、颜色和亮光了。我只从竹素和报纸获知变化。更晦气的是，我仍是有25年未尝感受到这个国度了。简而言之，我正在写着的，恰正是我所不了解的，在我看来对一个所谓的作者来说这即是违警。

那么，我，手脚一个以筹办中国历史为作事的东说念主，真了解我所筹办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我方。

斯坦贝克这本书的非捏造忠实度受到许多筹办者的质疑。他我方的宗子就说， 1960年的这场环好意思旅行的真实动机，其实是因为斯坦贝克自以为行将死于腹黑病，而不是他探寻真实好意思国的崇高守望。不外对我来说，即使斯坦贝克是在过后制造了这个光彩耀眼标动机，他提议的问题依然有冰冷透骨的寒意。我了解我方所筹办的这个中国吗？到了我这个年级，一切但愿、守望、信心和守望都被“风吹雨打去”，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郁结、愤慨和诱导。是啊，我了解我方糊口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筹办的阿谁远方迷濛的中国，和脚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明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昨年我读了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林中行纪》（A Walk in the Woods， 1998），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阿帕拉契亚步说念上重新发现好意思国”。“阿帕拉契亚步说念”（Appalachian Trail，简称AT）是好意思国东部距离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徒步专说念。1996年，作者布莱森刚刚从他糊口了20多年的英国回到好意思国，偶然在新房隔壁发现了这条步说念，于是发愿要走一遍，并得到一个至交的陪同。他们从AT的南端走起，备尝清贫，这些清贫在布莱森极为出色的文笔形容之下既惊东说念主又道理。然而他们的AT之旅远远谈不上凯旋，事实上他们只在这条步说念的南北两头各走了很小的一段路。不外作者似乎知足于这场支离纰漏的冒险，这是他重新融入好意思国的枢纽一步，是以他称之为“重新发现好意思国”。我试图在书里寻觅他所重新发现的阿谁好意思国，只找到起义中的作者本东说念主。我臆测，因为他在好意思国的山说念上勉力过、付出过，终于他发现我方不再是外东说念主。

在我驱动规画小脚川之行时，目下最伟大的徒步旅行正在发生。名为“走出伊甸园”（Out of Eden Walk）的这场远古未有的郊游，由两次普利策奖获奖东说念主、好意思国《国度地舆杂志》撰稿东说念主Paul Salopek实行。他于2013年1月22日驱动其惊世震俗的步碾儿，到现在仍是走了三年半了。他的规画是重走东说念主类走出非洲之路，以7年时辰走完21，000英里（33，600公里），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直走到南好意思洲南端的火地岛，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插足西伯利亚，再坐船杰出白令海峡，临了自北而南穿行好意思洲大陆。这几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网站，也读了他在《国度地舆杂志》上的3篇纪行著述。我关怀的问题是，这一场重振旗饱读的徒步长征之后，他会发现一个簇新的寰球吗？或者，他更多地是会重新意识我方？

两三周后，当我走在前去小脚川的说念路上时，Paul Salopek还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草原间踽踽而行。同“走出伊甸园”比拟，前去小脚川之旅至多算得庭院里的闲步。我用这个闲步向他请安。

 

7

时不我与，异日无多。能够建树行状的东说念主肤浅很年青就有这种危急感，巧合因此他们老是能够实时作念好该作念的事，而不是像我这种昏头昏脑者，规画多多，行动寥寥。我规画去上都仍是很久很深刻，一直到最近才饱读起勇气，想，必须在这两三年之内。四月间的那天夜里，在五说念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去八达岭地点的列车，我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规画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本年呢？

于是我在微信上向王抒乞助。王抒在国度博物馆责任，他在北大历史学系读硕士时，我是他的斥地熟练。咱们也曾一起走过五回说念、飞狐说念，还一起熟练过陇南平地传奇般的古仇池国。他到国博责任后的这些年跑意境绝酌定，对历史上的交通道路和现有文物古迹的了解，远比我专科。我向他乞助，即是请他帮我笃定行步碾儿线。没意想他听了我的规画后，立即说：“我陪您走。”有他去，等于上了一说念保障，我天然很欢欣。根据二东说念主的暑期日程，笃定了6月底至7月中旬这个时辰段。于是，本来仍是驱动办手续的乌兹别克之行，就不得不废弃了。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罗丰，告诉他（并完好憾地），我不去了。

这几天，罗丰他们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了。他们中的绝大多量，包括罗丰在内，都是第一次去。我能遐想那是一种若何的兴盛。我我方第一次去时，也许更兴盛？更是一种轻装上阵般的愉悦？2010年秋天，我得到一个契机去乌兹别克斯坦一周。启航前，再也忍不住这种兴盛和愉悦，在一个里面论坛发了一个帖子，题为《撒马尔罕，并且布哈拉》：

两小时后去机场，今天傍晚就到塔什干了。一周的时辰，要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若何够呢？想起年青时可爱的朱哲琴唱的那首歌：

你的意见使我心慌

无声无息我已泪如雨下

长久的期待本日遂愿以偿

卡通色图

我决定奴婢你不管去何方

据说朱哲琴录这首歌时，条目公共都离开灌音棚，然后关掉扫数的灯，闭目而立，良久睁开眼睛，已是泪水满面，录一遍就凯旋了。可惜她这首歌一直莫得刊行，我当年听的堪称是母带。

前几天一个大学同学来京，激勉一次同学约会。大要会过后几个哥们儿又连夜搞了个小约会。在小约会上，老二，一个当年的诗东说念主（那时的地位与海子、骆一禾十分）对最近东说念主们批驳当年北大诗坛老是不提他愤愤抵抗，扯起许多往事。其中包括这样一句：那陶宁，不亦然成天价跟我讨教吗。这句话一下子把岁月深处的某个东西拉到我眼前。我急促问他：陶宁现在若何样？老二瞥我一眼：谁知说念呀，能若何样？我忍不住说：唉，那时我还挺可爱她的。哥儿几个都笑了：你即是可爱东说念主家老二玩剩下的。

陶宁是西语系英语专科81级的。我知说念她即是因为她老来咱们寝室找老二。老二那时但是天才纵横的诗东说念主，进北大第一天他向我背诵《红楼梦》某一趟，把我震住，从此不提《红楼梦》。读到陶宁的诗之前，我一直莫得正眼看过她。但是有一天在老二的桌上读到了《她的黑马群》：

她总学不会梳辫子

索性就这样披垂着它们

真的我合计内心被牵涉了一下。中午她来跟老二话语，我就仔细看了她。她小小的个子，少量也不绚烂，但还蛮颜面的。大眼镜，把眉毛和眼睛都装进去了。因为颜料煞白而显得眉毛和眼睛尽头黑。头发黑暗，简直黑马群。

她驱动提神一对眼睛

只好它们扫视她散开的长发

像柔嫩的草场抚摸激烈的黑马群

其实有许多双眼睛，但她提神的一定不是我的。我莫得和她说过出于顺次打呼唤除外的话。我那时除了可爱诗，还可爱许多别的东西，包括那些干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笔墨。

现在真地要去了，嗅觉就像当年，有好几次想对陶宁说：我可爱你那首黑马群。然而，忍住莫得说。

只须那草场老是这样夏令般青葱

她就长期这样放牧它们

未来看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就像隔了三十年看到我方当初暗窃可爱过的、至今少量也莫得改变的女孩。陶宁的诗说：春天在他们脚下迷糊作痛。远去的芳华和不灭的疆土，谁更好意思好呢？

好。到这里。打理行李，启航。

就如同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现在我怀着相同的感情，要去小脚川了。